58手机网 手机 除了胜利,我们已无路可走!华为与缔造者任正非传记(1)

除了胜利,我们已无路可走!华为与缔造者任正非传记(1)

一个70多岁的老人屡屡吸引大众的眼球,不是因为他的职位,而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和个人魅力。

任正非。这三个字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和魔力,从中似乎能渗透出丝丝钢铁的味道。

从6个人到18万人,从2万元到6036亿元,从深圳一地到全世界,从代理交换机到世界第一的通信设备制造商,从草台班子到奇特的管理制度,30年来,任正非创造了太多的奇迹,多到我们习惯性地认定只要任正非出手,就会十拿九稳。

作为一个世界公司的带头人,整合世界资源,打造不同凡响的产品,为世界人民服务,这就是任正非今天的眼界。

2017年,华为在世界500强排名第83位,比2016年整整上升了46位。5年后的华为会上升到多少位,令人期待,甚至令人战栗。

他有超群的逻辑和眼光,似乎能一眼看穿前进的方向,所以他选择团结一批人来做企业,选择把股份分散给所有员工。单凭这份心胸,已经超出国内大部分企业家,实在是企业家中的异类。

他创建了华为,又给华为构建了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一系列企业理念,这大概是任正非最自豪的两件事。

很多资料都在描画任正非,记录任正非,他的讲话文字我们可以搜到无数篇,却依然看不清他。

任正非已经把他的管理思想公开,但我们依然看得懂,学不会。

外界对华为总有无限的好奇,有对华为高收入的羡慕,有对华为疯狂加班的恐惧,也有对华为管理的推崇,还有对任正非接班人的猜测,众说纷纭。

他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任正非:

他知名度虽高,却神秘而低调,极少接受媒体采访,华为初期甚至有意无意地与媒体绝缘。他曾经给华为高层下过死命令:“除非重要客户或者合作伙伴,其他活动一律免谈。”

他是一个充满乐观态度的悲观主义者,总在担心第二天华为就会倒闭,预言“华为的冬天”必然到来,可是他又比常人更加乐观积极地去应对。

他一手创建了华为,引导华为走过30年,却说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傻、执着,没什么爱好,也什么都不懂,就懂一桶浆糊,将这种浆糊倒在华为人身上,将十几万人黏合在一起,朝着一个大的方向拼死命地努力。

不管如何,任正非都是一个坦率真实的人,不讳言自己的缺点,也不虚伪地掩盖自己的优点,此谓之真人。

同样攀登珠穆朗玛峰,任正非偏偏选难走的北坡。无数次险死还生,他收获的果实也超出别人百倍。他和华为的创业人员,是真正“从泥坑爬出的英雄”。

2018年,华为正积蓄着力量,等待着5G时代的到来。华为手机狂飙突进,准备两年后碾压三星和苹果,但是华为手机打入美国的努力再次被打断,友商中兴也惨遭美国制裁,饱受屈辱。

到了这个时候,很多人才恍然大悟,明白任正非当年发展核心技术的决策是多么有先见之明。

2018年,任正非已经74岁,已是古稀之年了,但他还在拖着华为前行。他的思想从未随着他的身体一起老去,反而越来越锐利。看到任正非,大家会完全忘记他的年龄,只注意到他的思维锋芒。

当我们谈论任正非,我们要谈什么?

我们可以抓住任正非的一些关键节点来谈。一个人的一生,大概总会有一些关键的节点,这几个节点抓住了,就可以搭上一列高速列车,顺利平稳地再走一段路;抓不住,就此被甩下,再难追赶。

创业节点,管理节点,竞争节点,未来节点,这些都是任正非一生中关键的节点。

支撑任正非在这些关键节点做出正确而艰难的抉择的,是他的逻辑能力,更重要的是他的强者心态,是“除了胜利,我们已无路可走”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大生命力。

技巧,思维,逻辑,人人可学,人人可用,但唯有附着在生命力和信念上,才能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这才是任正非精神的真正内核。

上文为《除了胜利,我们已无路可走》的序言。

从今日起,摘要连载该书有关内容:

第一章:华为初心:40岁的创业者

第二节:创华为:活下去才有未来

关于华为这个名字的来历,据说任正非当初注册公司时想不出名字,看着墙上“中华有为”的标语响亮,就拿来作了名字。

任正非后来解释说:“最开始我们公司是代理国外的产品,但我们一直想自己研发产品,因为光代理别人的产品是不可能将公司做大的。我给公司起名叫华为,意思就是中华有为,要告诉外国人,你们能做的东西,我们不仅能做,而且能做得比你们好!”

华为的注册资本只有2.1万元。区区2.1万元,还是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凑出来的,可以说,这是一家“四大皆空”(无资本,无技术,无人才,无管理)的公司。

凭借深圳特区信息方面的优势,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,赚取中间差价——这是深圳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商业模式,深圳相当多的企业都是以这个模式起步的。

那时候深圳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。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,各种市场都严重供不应求,处处都是“蓝海”,除了人,什么都缺。倒腾衣服能发财,倒腾磁带也能发财,只要你有眼光,能吃苦,敢冒风险。

为了生存,早期的华为甚至卖过减肥保健药品,后来经辽宁农话处的一个处长介绍,华为代理了香港鸿年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,转卖给国内县级邮电局和乡镇、矿山等。

小型交换机是通信组网的关键设备。当年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,装座机电话要排队批条。一部家庭电话,初装费就要4000多元,单位用户要5000元,排队要等几个月甚至一年。那时候,家里装一部固定电话,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。

市场如此火爆,对交换机的需求也水涨船高,而且客户买交换机要排长队,要预付定金,一般半年后才能拿货。当时只要开通500门的交换机,省领导都会到场剪彩。

那时候,中国各类通信设备主要依靠进口,国内虽然有几百家小型的国营交换机厂家,但技术落后,只能销售给酒店、矿山等用户。邮电局进口各类通信设备,仅小型交换机就从7个国家进口,有8种标准,即日本的NEC和富士通、美国朗讯、加拿大北电、瑞典爱立信、德国西门子、比利时贝尔、法国阿尔卡特。这就是中国通信史上有名的“七国八制”。

国产交换机不行,进口交换机自然就极贵,利润十分丰厚,每线高达300~400美元,这些国际通信设备巨头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溢。到1993年,中国有超过100亿元的真金白银流入了上述外企的腰包!

虽然对外国巨头吸血的行为非常愤怒,梦想着国产交换机与他们平分天下,但任正非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,他把这种情绪压到了心底,像一匹坚忍的狼,慢慢积蓄着力量。毕竟企业首要的是生存,而不是热血沸腾地冲出战壕,被一颗廉价的子弹打死——那些年,死于这个原因的公司并不少。

代理鸿年公司交换机的那两年非常辛苦,但为华为赚到了真正的第一桶金。

通过转手买卖和赊账式的交易模式——先提货,卖完后再付款,相当于鸿年公司两年间给了华为一个多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。

那时候,只要能搞到进口货,有多少要多少,根本不用发愁卖不出去。所以,每当有人在办公楼下喊:“来货啦!”从任正非到其他所有人,全都欢呼一片,冲到楼下,从大卡车上卸货,跟过年似的……

如果没有代理HAX模拟交换机这两年,华为就不可能生存下来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华为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和队伍,摸清了通信行业和市场,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并沉淀进骨子里,成为华为的基因,一直传承到现在:

华为人极其能吃苦,做事态度极其认真,远超其他通信设备商,给客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通信设备行业是一个突发状况非常多、后期维护时间长的行业,交换机设备经常出状况,甚至起火。华为代理的交换机价格比从外国进口的低很多,质量比国产的好,只能算作二流产品,所以华为就在服务上做到极致。维护人员24小时准备着,一出问题,马上赶过去维修,态度非常好,华为的这种服务意识是独一无二且超前的。相比之下,那些洋品牌质量虽然比华为的好,但价格昂贵,后续维护困难,出了问题往往没人管。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低廉的人力成本,是华为后来不断占领国际品牌地盘的重要因素。

这种产品和服务并重的做法,让华为很快崭露头角,生意越做越大,抢占了很多品牌的地盘。

“一不小心”,任正非把代理做得太好了,上游眼红,动不动就断货。刚刚打开的市场、搭建的客户网眼看就要化为乌有,华为只能高价买货,低价卖给客户,倒贴钱来保住市场。

那段时间,受丰厚利润的驱动,交换机代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,不到半年,深圳就冒出上百家,质量参差不齐,恶性降价竞争,把市场搞得一团糟。一年后,这些赚快钱的“二道贩子公司”绝大部分都倒闭了。

靠做代理是成不了大公司的,把握不了货源,就等于脖子时刻掐在别人手里。

这给了任正非很大的刺激,影响了任正非的一生。任正非决心研发出自己的交换机。

1991年9月,华为决定集中全部资金和人力,开发华为品牌的用户交换机。

50多位研发人员,工作和吃住都在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3楼。同一层楼分隔为单板、电源、总测、准备四个工段,员工们在机器的高温下挥汗如雨,夜以继日地作业。库房、厨房也在同一层,十几张床挨着墙边一溜儿排开,床不够,就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。所有员工,包括公司领导,通宵达旦地工作,累了就在床垫上睡,醒来接着干。

这个拼命法,后来成为华为的“床垫文化”传统。甚至后来华为漂洋过海到欧洲,向国外公司“亮剑”,华为员工也会打起地铺,令欧洲人纳罕不已。

连续几个月白天黑夜地干,吃住都在公司,工程师们连外面是刮风还是下雨都不知道。一位工程师在BH-03研制成功时,由于劳累过度,眼角膜都脱落了,不得不住院做手术。

12月底,设备测试成功,华为终于有了自己的产品,首批三台BH-03交换机包装,发货。这时,华为的账面上已没有资金,再不发货,公司就要破产了。

这三台交换机很快回款,华为得以继续运营。这是一次背水一战的险胜。

接下来,华为飞速研制出了HJD48等一系列交换机。

速度这么快,得益于前几年任正非慧眼识英才。

1989年,偶然的一次机会,华中理工大学(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)的一位教授带着他的学生郭平到华为参观。当时郭平刚刚研究生毕业,留校当老师。一番交谈后,郭平就被任正非特有的抱负、热情和诚恳吸引住了,当即留在了深圳。任正非敢于用人的豪迈气魄显露无遗,他任命郭平为公司第二款自主产品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的项目经理。

此后,郭平在华为扎下根来,历任产品开发部项目经理、供应链总经理、总裁办主任、首席法务官、流程与IT管理部总裁、企业发展部总裁、华为终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、公司副董事长、轮值CEO及财经委员会主任等。2018年,华为管理层换届,郭平任副董事长、轮值董事长。

当一个人或企业走上坡路的时候,或许是运气使然,或者叫作“吸引力法则”,好事会接二连三地不请自来。

郭平自己来到华为不算,他还推荐了同学郑宝用。

这是一个天才人物。

郑宝用,华为工号0002,仅排在任正非之后。他自小家境贫寒,在长乐一中寄宿的两年里,他每两个星期回家一趟拿番薯和米,要走两个小时,没有鞋子,他就光着脚走路。

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后,郑宝用本硕连读,留校带研究生。郭平推荐郑宝用的时候,他已经考上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。

郑宝用来到华为后,大大提升了华为的技术水平,HJD48很快便研发成功了。HJD48可以容纳500个电话用户,很受市场欢迎。

HJD48项目结束后,郑宝用就成了华为的副总经理,兼第一位总工程师,负责华为的产品战略规划和新产品研发。此后,郑宝用担任华为战略规划办主任、高级副总裁。郑宝用为人随和,性格直率,大家都称他为“阿宝”。任正非还常常拍郑宝用的“马屁”,在会上会下说:“阿宝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。”在华为,相当长的时间里,郑宝用是唯一敢经常跟任正非拍桌子的人。

之后,郑宝用带领研发人员相继开发出了带100门、200门、400门、500门的系列用户交换机。到1992年,华为产值达到1.2亿元,利润过千万元,而当时华为的员工只有100人而已。

1993年年初,华为召开了1992年的年终总结大会,任正非第一个发言,他哽咽着说了一句:“我们活下来了。”然后就泪流满面,再也说不下去了。台下众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
华为终于熬过了创业的生死线。

八年后,2000年,华为已经今非昔比,任正非回顾往事,感慨道:“企业能否活下去,取决于自己,而不是别人,活不下去,也不是因为别人不让活,而是自己没法活。活下去,不是苟且偷生,不是简单地活下去。活下去并非容易之事,要始终健康地活下去更难。”

创业,何其艰难。企业家表面荣光,背地里都是高空钢丝绳上的杂技表演者,战战兢兢,焦灼忧虑,永无尽头。

有了这么丰厚的利润,是否可以歇口气,大家分分钱,品尝胜利的果实了呢?

这就是考验企业家的时刻。作为企业家,他可以不精通技术,可以请职业经理人精细地管理公司,但他必须时刻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,对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做出明确的抉择。把公司管理得再好而战略决策失误,他顶多是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。

这里就看出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的本质区别:企业家必须是领袖,而职业经理人只是高级打工者,无法成为企业家。

这也是企业家选择接班人的大忌。

在大家埋头苦干的时候,任正非早已把目光投向了程控交换机。

相比BH-03、HJD48,程控交换机技术含量更高,功能更强大,刚刚在美、日等发达国家出现,所以价格和利润更高。

1992年,任正非孤注一掷,投入程控交换机的研发。

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现实逼迫着任正非和华为必须不断向前奔跑,而且要跑得比对手快,否则就是死路一条。

1965年,英特尔(Intel)创始人之一戈登·摩尔提出了摩尔定律,内容是,当价格不变时,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,每隔18~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,性能也将提升一倍。换言之,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,将每隔18~24个月翻一倍以上。

通信技术的发展,让所有通信公司都不敢懈怠。

1991年,年方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(一般简称“04机”),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。(只可惜,这一研究成果直到1995年才借助巨龙通信公司实现量产。)

1992年,侯为贵的中兴通讯研制出了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。其实,更早的两年前,在侯为贵的主导下,中兴第一台数字用户交换机ZX500就成功面市了。中兴与华为这两家对手公司,还将在之后的“四国演义”和“中华大战”中血腥厮杀,其恩怨持续至今。

随后,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。

对手正在飞速成长,市场竞争将越发激烈,普通交换机市场的高额利润现象不会维持太久的。整个通信行业,正从“春秋”过渡到“战国”,能笑到最后的寥寥无几,绝大多数交换机企业都将沦为炮灰。

也就是说,华为若停下脚步吃老本儿(其实也没多少老本儿可吃),分分钟就会被市场和对手淘汰。正所谓“逆流而上,不进则退”,要么进,要么死,就是这么简单。

活下去,才是企业的硬道理。

除了胜利,无路可走。

有趣的是,后来华为成为世界第一通信设备商,任正非却因为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,竞争太激烈,不止一次感慨当初不懂事,误上了通信设备这条“贼船”,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:

如果我去卖水果,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。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,不走上通信行业,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。如果我去养猪的话,这时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。

猪很听话,猪的进步很慢,而通信的进步速度太快,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。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,我们没有什么退路,只有坚持到现在。那个时候错误地以为通信产业大,好干,就稀里糊涂地进去了。后来才知道通信最难干,它的产品太标准了,对小公司来说很残酷。

那时和我们同样傻走上通信行业的公司有几千家、上万家,也许他们早就认识到他们的傻,所以转到别的行业成功了。

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,因为一开业一点钱都没有了。退出来我们什么钱都没有了,生活怎么过,小孩怎么养活?退出来,再去“养猪”的话,没钱买小猪,没钱买猪饲料,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通信行业前行。

(未完待续)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授权华山穹剑编发,转载请注明

返回顶部